文章来源：察哈尔学会澎湃新闻号

作者：于洪君，察哈尔学会首席研究员、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

导读：

著名俄罗斯、苏联问题专家左凤荣曾在《苏联的最后时刻》一文中指出，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苏共的教训是深刻的。如果苏共不是把历史当成意识形态的工具，只须扬不批评，历史就不会成为未来发展的包袱，更不会成为影响苏共领导地位的问题。她的这篇文章是对《列宁的坟基》一书的推介。该书作者、普利策奖得主大卫·雷姆尼克曾于1988年至1992年担任《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现任《纽约客》杂志主编），见证了苏联的改革和解体。书中内容为作者亲历的苏联最后时刻的见闻与思考。与雷姆尼克这段经历相似，本文作者于洪君在苏联解体前后，因工作和学习需要，曾多次到访俄罗斯和原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对于苏联解体前夕的社会乱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以及对于联盟瓦解后各共和国独立兴国的艰苦历程，有着许多直观的印象和感受。1990年代后，于洪君担任过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兼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大使等职，现为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于洪君长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问题研究。他所亲见的苏联解体前后的这段经历对他的研究大有帮助。本文原题：“从大联盟分崩离析到独立后浴火重生——我所亲见的苏联解体前后”。

于洪君大使到任后在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使馆门前留影

1991年12月，我以高级学者身份，前往苏联访学。但就在我抵达莫斯科那一天，苏联三个最主要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宣布解散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5日，走投无路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被俄罗斯的国旗所替换。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国际共运史、长期跟踪世界社会主义进程、长期探讨苏联问题的学者，我目睹了苏联从风雨飘摇到国亡政息的全过程，并且借学术访问之机，到原苏联各地调研考察，对一些国家的政局走势、经济状态、族际关系、文化生活、社会秩序和人的道德面貌，有了较多的认识和了解，印象极深，感悟颇多。

于洪君

首访莫斯科：所见所闻让人匪夷所思

1991年5月，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已进入“死胡同”。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内外交困，苏联作为统一的联盟国家风雨飘摇，大有朝不保夕之状。当时，中国援助苏联一批物资，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中方派专人经铁路护送到莫斯科。5月8日，我和同事登上了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想到很快就能前往曾被誉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莫斯科，并且能漫步在盛名远播的红场，拜谒列宁遗容，我的内心非常激动。但转念又想，世界真的变了。当年的苏联“老大哥”统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争雄天下，如今却焦头烂额。其实力地位今不如昔，政治影响力和道义感召力丧失殆尽。

于洪君与华为员工座谈后合影。

当时，中国还处于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中苏交往的大门刚刚开启。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几乎成了“倒爷”专列。这些人国籍不同，有“苏联倒爷”、“波兰倒爷”、“匈牙利倒爷”和“中国倒爷”之分。“中国倒爷”又因籍贯和目的地不同，分为“广东帮”、“北京帮”、“浙江帮”、“福建帮”和所谓的“莫斯科兵团”、“布达佩斯兵团”、“维也纳兵团”、“罗马兵团”，等等。这些特殊旅客的共同特点是“辎重”过多，致使列车容易倾斜。每遇弯路，司机就不得不格外小心。为了能顺利抵达目的地，“倒爷们”一般都比较规矩，相安无事。但对于出境时中国海关限制过重“行李”，他们十分不满。有人吵吵闹闹，有人哭哭啼啼，还有人骂骂咧咧。

列车自蒙古进入苏联境内后，发生好些令我无法理解的“怪事”。首先，苏方边境全城停电，站台内外一片黑暗，海关人员秉烛办公。附近邮电所因为停电，连传真电报都无法发出。其次，一位军官带我们办理入关手续，竟向我们索要糖果，理由是他很久没给女儿买礼物了。我的同事给了他一把糖果和一罐杏仁露饮料，他高兴得连连致谢。第三，苏方铁路员工在列车上搞“第二职业”。他们像“提篮小贩”一样穿梭于各个车厢，高价出售苏产照相机、望远镜、刮胡刀等商品，同时大量购买中国乘客携带的生活用品。最后，“中国倒爷”在包厢里按黑市价用美元大量兑换苏联卢布，据说可以解决零花钱，包括前往莫斯科的车票钱，因为用卢布购票十分便宜。

受以货易货交易气氛的影响，某些并非“倒爷”的中国乘客，也加入到临时停车那暂短而混乱的交易中来。中方有人因缺乏经验被抢走相机，也有人混乱中丢失钱包和证件，苏方则有人因交易未成或受骗上当而恼羞成怒，对着徐徐开走的列车投石块。看到这些可叹又可悲的情景，我无论如何笑不出来。

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运行速度很慢，走走停停，用了一周时间才抵达莫斯科。为表明苏共对这批援助物资的重视，同时也为了表示苏共关心民众疾苦，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率领党员干部到火车站卸货，并且亲自设宴招待我们。席间，这位书记详细地向我们通报了物资发放情况，同时一再强调，他们绝不让这批物资流向“自由市场”。可几天后，我在莫斯科“马路地摊”上发现了中国产的午餐肉和小泥肠，而这正是我们提供的救援食品！我向陪同我们游览的苏联同志示意了一下，他没做任何反应。

我们的主陪是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通顾达寿，此人早年曾多次在中苏两党会谈时担任翻译，中文名字据说是毛泽东起的。同顾达寿等人交谈时，我深深感到，尽管中苏对立几十年，但普通苏联人对中国还是非常友好的。与此同时，我也亲耳听到并切实感受到苏联社会对改革前景的忧虑和无奈。顾达寿和苏共国际部人士告诉我们，由于经费削减，苏共中央国际部大幅裁员。苏共虽为执政党，但已不能从国家财政方面获取任何资金支持，反而要为保卫党的财产而斗争，但结局如何，不得而知。他们还说，1990年6月俄联邦将选举自己的总统，早已退出苏共的叶利钦将赢得胜利，苏共和苏联中央政权的日子将更加艰难。

那时，苏联正处于政治决斗的前夜。社会紧张气氛膨胀到极点。但我们在莫斯科逗留那几天，局势还是平静的。没有大规模集会，没有示威游行，连警察也不多见。列宁墓和克里姆林宫大教堂，以及珍宝馆、兵器馆等，照常开放。地铁车站等公共场所秩序井然。阿尔巴特街等主要街道人头攒动。妇女进入大剧院等演出场所，照旧要着节日盛装。孩子们看完节目，照样手捧鲜花上台致谢。

在苏方精心安排下，我们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内不对外开放的列宁办公室，聆听了列宁的讲话录音。大家即景生情，仿佛回到了十月革命那如歌岁月。拜谒列宁墓时，我们发现，苏联“一号岗”执勤军人依然英姿飒爽，参观者依然络绎不绝。但顾达寿不无感叹地告诉我们，这几年来，新婚夫妇到列宁墓前举行仪式的少了，到克里姆林宫后墙边无名烈士“长明火”前献花的也少了，去教堂的人却越来越多了。

在莫斯科，我们有意识地逛了逛商场，感到市场供应情况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差。面包牛奶经常断供，水果蔬菜品种极少，家电服装等虽然有售，但选择余地很小，大部分柜台空空荡荡。有些在售货物，价格一天一变，有的高得离谱。譬如毛料西装，标价500卢布，苏联人极少问津，因为这样的价格他们难以接受。某些苏联人把我们当成“阔佬”，穷追不舍地兜售苏产照相机等物。几个茨冈族小姑娘跟着我们乞讨。我的同事送上几个戈比，她们竟然嫌少，顺手扔了出去，弄得我们十分尴尬。

这次访问莫斯科，我看了许多，听了许多，感慨与感悟也有许多。一年后，当我以高访学者身份再来莫斯科时，苏联已经成为历史，莫斯科已经是俄罗斯的首都！

顿河罗斯托夫：在衰落中求索的南俄重镇

按照我的本来意愿和中苏两国有关方面的安排，我应于1991年秋到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进修国际关系。“8·19”事件发生后，苏共遭禁，该机构被封。我这个“搭错车”的访问学者辗转到南俄，当年12月到了顿河罗斯托夫大学，研修国际政治。

罗斯托夫大学建于沙皇时代，历史久远。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的第二任丈夫小日丹诺夫，曾长期担任该校校长。1982年，该校改称罗斯托夫苏斯洛夫大学。1985年改革开始后，校名中“苏斯洛夫”字样被剔除，日丹诺夫校长也因他那已故多年的老父亲遭到“鞭尸”而被迫走人。

罗斯托夫大学属苏联名牌大学，许多外国学生在此留学或研修，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东欧和亚非拉国家。苏联解体前后，这些领取苏联助学金的外国学生，有的人娶了苏联姑娘，在宿舍中生儿育女，留连不返；还有的人弃学经商，就地谋生，经营录相厅、娱乐室，开委托商店、咖啡馆等，大赚其钱。还有些能量大的外国留学生，一直在悄悄地炒卖美元。

罗斯托夫大学长达20多年没有中国学生。正因为如此，校方对苏联解体前后来到这里的中国学者十分友善。我的俄语教师经常和我谈论中国改革成就，羡慕中国拥有邓小平这样睿智的领导人。我的专业课导师对中国也非常友好，收藏不少有关中国的俄文书籍，其中既有《红楼梦》等文学名著、也有《邓小平文选》等理论著作。

罗斯托夫是历史文化名城。文学巨匠高尔基童年时代在此劳动，创作了文坛名作《在人间》。另一文学大师肖洛霍夫创作出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展现了苏维埃政权初年红白哥萨克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情景。曾经流亡西方的政论家、《古拉格群岛》作者索尔仁尼琴，也曾在这所大学学习过。令人惋惜的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异常困难，罗斯托夫大学的教学设施和学生宿舍十分破旧。

但罗斯托夫市所在的罗斯托夫州是俄罗斯的重要农业产区。这里土沃粮丰，水肥鱼美，食品和农副产品供应略好于莫斯科等大城市，价格也比较低廉，但也存在售缺断供现象，购物排队是常态。1992年1月2日全俄价格放开，这里的物价开始迅速上涨，人们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当然，先富起来者也大有人在。他们买高档汽车，装修豪华私宅，出国旅游采购，兴造高级别墅。从罗斯托夫市出发到亚速海边的塔甘洛格，沿途可见大片兴建中的别墅。由于土地较多，许多城里人到城外闲置的土地上开荒种地。

罗斯托夫同时又是个工业城市。这里生产的联合收割机，曾经销往东欧、西亚、非洲许多国家。这里还生产电器、飞机、化工产品、钟表、乐器等其他工业产品。但这里的市政建设十分落后。高大雄伟、豪华气派的现代化宾馆大厦一所未有，原有的老建筑也未能得到应有的维护。就连市中心的繁华地段，也是危房林立，陋舍连排，门窗破坏，垃圾遍地。老旧民房没有下水装置，个别街区的马路还是百余年前的老样子，路面上的方石块残缺不全，汽车颠簸难行，以致有的司机语义双关地叹息：“俄罗斯的道路真糟！”

由于历史积弊在改革中全面暴露，国家解体和社会分裂相互交织，人民生活水平大不如前，罗斯托夫市民和原苏联各地民众一样，陷入了政治困惑、悲观、绝望、愤懑之中。等待原苏联人民的，只有饥饿和战争。所以，每逢政治纪念日，这些人都要在城里举行自发的或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到尚未拆除的列宁纪念碑前敬献鲜花。当然，也有些人会搞对抗性的集会，继续败坏和诋毁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和原苏联共产党。在毗邻罗斯托夫的塔甘洛格，我亲眼看到一些年轻人结婚时不到列宁像前献花，而是跑到彼得大帝前载歌载舞。我们在列宁纪念碑前摄影留念，竟有人出言不逊，讥讽我们。

罗斯托夫在历史上曾经是哥萨克的主要发祥地。苏维埃政权初年，顿河哥萨克曾有自己的国家实体，后被撤销。苏联解体前后，随着俄罗斯民族与高加索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关系趋于紧张，哥萨克复兴运动一时潮起。在罗斯托夫，哥萨克不仅选出首领阿达曼，从事各种准军事活动，而且身着旧日的哥萨克军装，足蹬皮靴，手持马鞭，在各种公共场所维护扶序。他们还创办报纸，组织集会，呼吁联合国、欧盟和各国领导人帮助哥萨克恢复俄罗斯的强盛和尊严，声称只有哥萨克才能保卫俄联邦各族人民不受外高加索民族的侵犯。我到罗斯托夫不久，这里发生了数百名哥萨克佩带冷兵器包围州议会的严重事件，其目的是要州议会同意哥萨克成立自己的国家。哥萨克人群与罗斯托夫州、市两级政府的关系相当紧张。

罗斯托夫市毗邻东乌克兰和北高加索，交通相对便利，人口流动性强，民族构成也相当驳杂，治安形势比其他地区严峻得多。罗斯托夫大学几次发生歹徒光天化日之下武力行抢事件，警察无力破获。个别执法人员甚至身着便衣，进行敲诈勒索。一个专以杀人为乐的罪犯，13年间总共杀死了53人才被抓获。很多民众对内务司法机构的无能异常愤慨。

从索契到阿布哈兹：混乱而难忘的跨境迎新之旅

索契是俄罗斯南方黑海岸边驰名世界的旅游圣胜地，是原苏联领导人夏季休养的主要去处，也是原苏联吸引国内外观光游客最多的地方。从索契延展开来，西到乌克兰的敖德萨，东至格鲁吉亚的巴统，蜿蜒曲折的北高加索-南乌克兰旅游黄金线风光无限，令人心驰神往。

1992年元旦，罗斯托夫大学组织我们到索契迎接新年，火车往返，来去7天，食宿全包，每人500卢布。当时1美元兑换100卢布，我们连呼便宜，赶紧报名。但启程之前，组织者要求我们再补交300卢布，说是价格上涨了。大家没有怨言，欣然从命。

原苏联铁路交通比较发达，票价十分低廉。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每况愈下，铁路设施更新维护无法进行，车内陈设和卫生装置显得破败不堪，连热水供应都无法保障。但这里的长途列车全部是包厢卧铺，车上旅客又少，我们在路上感觉安宁而惬意。12月29日黎明，我们兴致勃勃地来到了预定的高加索宾馆。意外的是，学校半月前的汇款这里没有收到，宾馆只能临时安排食宿，不能组织观光。我们的计划全部泡汤，大家只好自行其便。

漫步在黑海岸边和市区街头，我们发现，这个30万人口的滨海名城到处都是宾馆、休养所和疗养院，但游人极少，门庭冷落。我们下榻的高加索宾馆，据说档次居中，但条件很差，房间里既无电视又无广播，喝杯热水也要同服务员协商。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是，旅游胜地名不符实。饭店、餐馆和小饮食部屈指可数，公共厕所稀如晨星。有一次，我的一位旅伴因找不到厕所，不得不叫辆出租车返回宾馆去解决“当前问题”。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出，旅游旺季时，游客是怎样解决“吃喝拉撒睡”的。如同独联体国家许多城市一样，这里的商店也存在着货源短缺、品种单调等问题。不仅国有商店柜台空空，不少个体摊贩也歇业停售。

12月31日下午，我们的旅游活动终于开始。大家乘车去索契东部山区去看古代建筑遗址，顺路还要参观斯大林别墅。但天不作美，晴间多云很快变成小到中雨，旅游车转了一个半小时便“打道回府”。听导游在车上介绍斯大林别墅奇闻轶事，描述俄罗斯与土耳其军事对抗的百年历史，成了我们此行的最大收获。

当晚，我们在宾馆餐厅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新年联欢会。扫兴的是，联欢时，邻桌一名亚美尼亚男子三番五次前来纠缠我们团队中的两位姑娘，弄得其中一位芳泪纵横，最后只好叫来警察，把那位男子请到拘留所去度元旦之夜。晚宴期间，彩灯迷离，鼓乐喧天，人们欢歌笑语，舞姿翩跹。我们这些具有不同国籍，属于不同民族，使用不同语言，追求不同理想的人们，频频举杯，相互祝福。

元旦这一天，宾馆方面加收我们50卢布，说是要送我们去格鲁吉亚共和国阿布哈兹山区观光。当时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已经严重失和，格不但拒绝参加独联体，而且在格俄边境设立了哨卡和海关。但我们的旅游车到来时，格方警官坐在他们的车里似睡非睡，海关人员佯做不见，站在岗亭里聊天，我们畅行无阻地进入了这个“主权独立国家”。导游告诉我们，这里的边防和海关只是象征，执行任务并不严格。可惜的是，“顺利过关”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好运。我们要去的地下溶洞闭门谢客，其他各景区全都停业过节，就连饭馆和小吃店也放假休息。转了一整天，没吃一顿饭，没喝一杯茶，大家怨气冲天，饥肠辘辘地返回了索契。

格鲁吉亚

归途中，导游告诉我们，格鲁吉亚政局正处于剧烈动荡之中。“民主斗士”出身的作家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正在首都第比里斯与反对派交战。阿布哈兹这个邻近索契、归属于格鲁吉亚的自治共和国，虽然只有20多万人，但极力主张退出格鲁吉亚，加入俄罗斯联邦。这里也是战场，虽然看不见坦克和装甲车，但实际上已经进入战区。我们的确也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枪炮射击的声音。导游还告诉我们，阿布哈兹人属山地民族，性格坚强，骁勇善战，出门上路喜欢携带武器。这不是因为他们好斗，而是为了自卫，因为高加索地区强盗很多。大概是为了慰籍我们，司机和导游带我们到一户农家买了些桔子。那个小村庄非常富裕，家家都有小花园，果树上桔满枝头。有些庭院停放着小汽车或摩托车。返程的路上，司机和导游把旅游车变成了大客车，随意揽客，搞起了“第二职业”。

回到索契，我们想茶余饭后轻松一下，但连走几家影剧院，全都吃了闭门羹。望着我们大惑不解的神情，有人开导我们：“文化娱乐场所也要过节嘛！”次日，我们乘火车返回罗斯托夫，充满期待的索契之旅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心有不甘，但也无奈。索契的安宁美丽和阿布哈兹的自然奇观，毕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美好印象。

4个月后，春暖花开，我和两位中国学者再次来到索契和阿布哈兹。这时节，索契、阿布哈兹的游客逐渐多了起来，其中仍有不少是按惯例带薪度假的平民百姓。为了方便，我们找了家私人旅馆，每人每天35卢布，约合3美元。房东夫妇相当友好，路上遇到的几位当地旅伴也很客气。有人希望能到中国观光旅游做生意，还有人向我们回忆起当年在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的经历，也有人坦率向我们倾诉他们对苏联解体的看法。我印度最深的是，市内植物园里，一位女工冒着霏霏细雨，一边引导我们参观游览，一边详尽地叙说刘少奇夫妇访问索契、中国驻苏大使潘自立在此栽种友谊树的情景。

格鲁吉亚的局势此时愈发紧张。作为格鲁吉亚组成部分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爆发武装冲突。首府苏呼米市是刚刚被废黜的格鲁吉亚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的家乡，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这里展开武力争夺。格俄边境形势也已今非昔比。我们乘坐公共汽车路过边防哨卡时，全副武装的格军士兵满脸严肃，命令所有男性乘客全部下车接受搜身检查。但是，当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来自中国时，他们立刻和蔼起来，让我们免检上车。

在阿布哈兹的加格拉市，我们游玩一天，既没有感觉到战争的恐惧，也没有看出居民的紧张。感触最深的，依然是经济困难，供应短缺，物价暴涨，服务落后，人们无所适从。譬如，这里的公交车票为2卢布，但仍在使用原来的面值5戈比的长条票劵。由于这种车票是纵向连接印制而成的，乘客每买一张车票，售票员要撕给40张5戈比首尾相连的小票。每张小票长8公分，这40张小票连在一起竟有3米多。我们3人买的是6卢布车票，连在一起总长10多米，大概也属“世界之最”了。

由于格鲁吉亚特别是阿布哈兹境内局势不明，人身安全不能保证，我们前往苏呼米、巴统和梯比里斯等地旅行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一位阿布哈兹妇女告诉我们，近几年来，外国旅客已经越来越少，国家旅游收入大大减少。武装冲突爆发后，外国人更不敢来了，旅游车常常空驶。一位青年农艺师向我们表示，加姆萨胡尔季阿下台后，格鲁吉亚一定会加入独联体。他认为，加姆萨胡尔季阿自作聪明，过分专制，当过苏联外长的谢瓦尔德纳泽比较聪明，很有威望，如果他参加总统选举，一定会成功。

这位年轻人的预言后来应验一半：谢瓦尔德纳泽真的当选为格鲁吉亚总统，但执政许多年后，被政变推翻。格鲁吉亚与独联体的关系。更是复杂多变。后来，格鲁吉亚以观察员身分参与独联体活动，一度成为其正式成员。再后来，俄罗斯全力支持格鲁吉亚境内分立主义政权。俄格关系全面恶化，格鲁吉亚彻底退出了独联体。

陪同国内代表团到外地参观访问后与当地孩子合影

从雅尔塔到基辅：乌克兰之变令人茫然不解

位于克里米亚半岛黑海岸边的雅尔塔，是蜚声于世的历史名城。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苏美英三国元首在此会晤，构造了战后世界格局的基本框架，进而形成了制约国际关系40余年的雅尔塔体系。1991年8月原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忙中偷闲，来此度假，被困福罗斯别墅，莫斯科发生震惊世界的“八月事变”，终于导致风雨飘摇的苏联彻底瓦解。到克里米亚这块归属未定的土地去扣抚时代脉搏，到历史巨匠们驻足的地方去领会沧桑之变，对我们这些专门关注苏联—独联体事态的人无疑具有巨大诱惑力的。

雅尔塔

克里米亚半岛山清水秀，物产丰盛。塞瓦斯托波尔港是原苏军黑海舰队的重要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岛上现有人口220万（另说250万），其中乌克兰人约60万，鞑靼人约18万，其余主要是俄罗斯人，估计约占全岛居民总数的60-70%。1954年庆祝俄乌两个兄弟民族联合300周年时，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发了将克里米亚半岛由俄罗斯联邦划给乌克兰共和国的命令。我们于1992年5月上旬来到此地时，俄罗斯族居民所发动的克里米亚独立运动正值高潮。5月5日，克里米亚议会发布法令，宣布克里米亚共和国独立，并于8月2日举行全民投票以确立国家独立地位。

克里米亚独立运动在各方引起强烈反响。正在美国访问的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当即表示，此举违反乌克兰宪法。乌克兰内阁民族事务委员会也发表声明，谴责该法令破坏领土完整，违反共和国宪法，而且将被文明社会视为粗暴破坏欧洲现状，破坏国际准则和协定。乌克兰首都基辅甚至发生了由民族主义者“鲁赫”和“祖国”协会组织的抗议集会，要求立即解散克里米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在克里米亚半岛实行总统治理。

也许是由于乌克兰方面施加压力的结果，5月7日，克里米亚会通过宪法，多少松动了两天前的立场。该宪法规定克里米亚共和国是一个法制的、民主的国家，它对本岛的自然财富以及物质、文化和精神财富拥有最高权利。但是，克里米亚共和国属于乌克兰国家的一部分，它将按现有条约和协定规定自己同乌克兰的关系。该宪法还规定克里米亚的国语为俄语、鞑靼语、乌克兰语，官方语言和公文语言为俄语。

克里米亚地方报纸对所有这一切都做了及时的报道，但人们反应平静，与我们同行的乘客中无人谈论此事。问起他们，往往也是淡淡一笑，给人以与我无关、任其自然之感。

经过16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乘坐的公共汽车在将近零点的时候到达雅尔塔。由于我们是外国人，所有宾馆不论档次高低，服务如何，一开口便要每人每天每个铺位100美元。南方宾馆一位值班老媪对我们十分负责，最后以每人每天80美元的“优惠价”为我们找到了下榻之处。我们囊中羞涩，实在不敢去在异国他乡充当“阔老外”。只好重返汽车站。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三位老年妇女身穿棉大衣，手撑雨伞静静地等待着投宿无门的客人，其中一人把我们带到了自己的家中。

一路上，老妇人喋喋不休的抱怨时日艰辛，生活窘困。老妇人家中的确景况不佳，实际上根本没有接待旅客的条件。本不宽敞的一间套住宅挤着祖孙三代四口人，我们三个中国人虽然有两位是国内的“司局级”，但仍不得不屈就现实。其中一人睡在厨房中用沙发和椅子临时拼搭的铺位上，另两人马马虎虎地挤在过厅中的床上捱到天明。尽管我们只住了6个多小时，连个热水澡都未能洗上，女主人还是按当天的“标准价格”收了我们每人100卢布，相当于索契私人旅馆价格的4倍。当我们同女主人告别时，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去敖德萨，那里情况很糟，秩序很乱。

雅尔塔城区清逸整洁，建筑古朴典雅，更富地造天成的自然神韵，更少后天雕琢的人工痕迹。饮食服务业，特别是与旅游业相关的设施不足。再加上近年来生产滑坡，供应匮乏，游览观光的客人逐年减少。往年早已热闹起来的海滨浴场和娱乐场所，如今悄无声息，门可罗雀。这倒使雅尔塔更加显得静谧安宁，陡增几分世外桃源之色。

从雅尔塔到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200公里左右，有长途无轨电车相连，交通相当便宜。乘出租车前往需要3个小时，价格不过500卢布，漫步在辛菲罗波尔街头，人们几乎看不到剧烈社会震荡所产生的任何后果，几乎感觉不到民族关系日趋紧张的痕迹。列宁的塑像连同苏共执政年代的一切标志，诸如标语、口号、壁画、纪念碑等，原地未动，似乎无人触及。但在进入商店和接触市民之后，很快便会看出这里的民众情绪相当复杂。大多数俄罗斯人赞成独立，他们认为，既然乌克兰人可以投票要求独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投票自决？有人甚至激动地表示，如果乌克兰政府想用武力制止我们的独立行动，我们可以武装抵抗。乌克兰族居民则大多数反对独立，认为克里米亚历来隶属于乌克兰，绝不允许把它交给俄罗斯。还有人对这两种民族主义情绪表示蔑视，嗤之以鼻，认为“没意义”，“无话好谈”。

在从辛菲罗波尔到基辅的列车上，我们遇到了一位乌克兰族醉汉。他不厌其烦地向我们夸耀乌克兰改革的成就，因为他作为一个前乌克兰地主的孙子，很快将要获得国家归还的森林、湖泊和土地。他告诉我们，他那位80多岁依然健在的祖父清楚的记得这些财富的确切位置，并且亲自带他查验过。他高兴的是，这种“物归原主”的过程在立陶宛已经开始。但是乌总统克拉夫丘克迟迟不采取行动，这使他十分气恼。他说他对克拉夫丘克和叶利钦都不抱有希望。谁能使乌克兰和俄国走向光明未来，他说不清楚。

基辅

5月中旬的基辅乍暖还寒。车站广场前面报刊亭上出售各式各样的裸体女照，显得分外刺目。国营宾馆对外国人一律收费100美元，使我们望而却步。私人家庭旅馆遭到取缔，我们又一次面临栖身无地的困境。离市中心较远的一个地铁站口，有几位体态丰腴、浓妆艳抹的中年妇女在悄悄拉客，那神志、那举止，使人感到并不纯粹是为了生计。后来，我们在地铁列车中巧遇几位中国朋友，经他们介绍，最后投宿在运动员之家，每人每天400卢布，据说这是“最便宜的”。

基辅的市场供应丝毫不比俄罗斯好，甚至还要差些。尽管克拉夫丘克总统3月底曾下令实行拒绝放开价格的经济方针，以防止俄罗斯新一轮涨价殃及乌克兰，尽管乌克兰议会在此之前批准一项挽救国家经济，将1月份发行的准货币“库邦”扩大到每个经济部门，商店中只能以“库邦”作为支付手段，但乌克兰的物价涨幅并不亚于俄罗斯，“库邦”也没有起到预期的保护市场的作用。在物价不断上涨的同时，“库邦”的价格猛跌。最初卢布同“库邦”的比值高达10:1，后来跌到0.6:1。街头巷尾到处都有人用“库邦”兑换卢布。因为卢布可以在联合体各国通用，“库邦”却是地地道道的本国钞票。

基辅的政局在我们逗留期间基本平静。活跃在这里的数十个政治党派和运动，纲领主张五花八门，思想和口号纷乱驳杂，但大多标榜“民主”党，如人民民主党、民主党、民主复兴党、农民民主党、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统一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西蒙年科领导重建的共产党，虽然党名没有“民主”字样，也不具有过去的执政地位，但仍有较大社会影响。大街上有时可见各种政党的报纸和广告。几年来推动乌克兰独立最积极的“鲁赫”运动，开始发动促使乌克兰退出独联体的新运动。由于独联体举步维艰，俄罗斯居主导地位，当时有不少基辅人赞同“鲁赫”的主张。

基辅逗留数日，在那里留学的朋友带我们参观了市容，拜谒了卫国战争纪念碑。但乌克兰社会已高度分裂，人们对那场战争居然也评价不一，有人甚至高度赞扬当年配合德国纳粹军队反抗苏联红军的所谓“历史人物”。我们记不得这些所谓历史人物的名字，但原苏联天翻地覆、乌克兰物是人非的深刻变化，令我们深感震惊。苏联历史可以如此颠倒，乌俄关系竟然如此扭曲，让我们异常困惑。离开基辅后，我们久久不得其解。

从齐姆肯特到阿拉木图：不经意间访问了中亚

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成了中亚第一大国，其国土面积在独联体中仅次于俄罗斯。这时，哈萨克斯坦也是世界核俱乐部的新成员，拥有1000余枚战略导弹，原苏联最大的核基地和宇宙发射中心，就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有着16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中哈两国有着悠久的民族、宗教、文化和经济联系。在罗斯托夫访学期间，国内传来消息，要我回国后立即转向中亚事务。由于这一切，我特别想到中亚地区看一看。

1992年5月，一位哈萨克斯坦大学生和他的朋友，把我带上了罗斯托夫至阿拉木图的列车。阿拉木图是哈萨克斯坦的首都，距离中国边境城市伊犁只有几百公里，旧时因盛产苹果，人称“苹果城”。按计划，我们中途要在南哈城市齐姆肯特下车，稍事停留后，经阿拉木图去东哈萨克斯坦的巴甫洛达尔等地，如有可能，再参观一下已经废弃的谢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

旅途中，曾经是苏共党员并在苏联军队服过役的哈族朋友告诉我，哈萨克人的版图最初包括现今属于俄罗斯的奥伦堡、乌法、车里雅宾斯克、鄂木斯克、秋明等许多地方，言语间充满了学术自信和民族自豪。面对黄尘漫漫的荒漠，破败不堪的农舍，干涸见底的湖泊和瘦骨嶙嶙的骆驼，他和他的朋友异口同声地咒骂苏联，认为这一切都是苏联不注意生态保护的恶果。不过，他们也承认，苏联在哈萨克草原上修建的火箭发射场和核武器基地，不仅聚集了大量的现代化技术，而且培养出许多宝贵的科技人才，这对刚刚自立的哈萨克斯坦来说，无疑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乌兹别克斯坦朋友为于大使赠送民族服装

中亚地区历来就是多民族混居之地。中亚五国中，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主体民族均占人口绝大多数，只有哈萨克斯坦情况例外。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民族的居民总和超过人口一半，哈萨克人总共不到45%。同行的哈萨克青年反复表示，这样的人口构成对哈萨克斯坦极为不利。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斯大林搞的农业集体化造成大饥荒，饿死许多人；二是这赫鲁晓夫搞的农业大开荒，导致大量非哈萨克人到这里开荒种地、就业谋生。听得出来，这两位哈萨克青年对苏联、苏联党均无好感，对苏联的解体毫不惋惜。他们的民族情感是真实的，也是强烈的。

哈萨克斯坦南方城市齐姆肯特是我们此行的第一站，距离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只有两小时车程。像独联体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经济状况也很差，人们的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差悬殊。为了比较哈乌两国的社会现状，我在主人的陪同下，乘公共汽车到塔什干做了一次走马观花式的旅行。这时，哈乌两国边境已经设立了海关，但边检工作非常简单。

塔什干是原苏联位列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之后的第四大城市，也是中亚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历史名城，文化底蕴非常丰富，从城市的建筑风格，到人们的衣食住行，无不处处洋溢着独特的中亚风情。世界著名的苏联伊尔系列大飞机，就是塔什干生产出来的。卫国战争期间，一个乌兹别克铁匠家庭收养了36个出身不同于民族的战争孤儿。60年代中期，这里遭遇了一场特大地震，苏联各民族共和国齐心协力帮助重建塔什干。这些动人故事曾经远播世界。

初访塔什干时，这个国家正式独立才几个月。列宁、加里宁、捷尔任斯基等苏联领导人的纪念碑，均原封未动。卫国战争纪念碑群前的永恒之火，仍在熊熊燃烧，小学生脖子上甚至还佩带着红领巾。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气势恢宏的抗震纪念碑；二是中心广场上的列宁雕像：三是街心花园的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我清晰地记得，纪念碑底座上用包括中文在内的十多种文字刻写着两位导师的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乌兹别克斯坦是苏联解体前夕独立倾向最强的共和国之一，在各共和国中最早实行了总统制。曾经担任过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卡里莫夫总统，对苏联体制的批评尖锐而彻底，但这些纪念碑完好无损地得以保留，我感到难能可贵。但几年后，我因工作关系重返塔什干时，发现这里也“换了人间”。除抗震纪念碑外，与原苏联相关的所有纪念物和标志性建筑，有的被完全清除，有的做了重大改造。历史变革如此无情，令人唏嘘不已！

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同塔什干一样，表面上给人以安定祥和之感。但这种安定与祥和，也是相对的和表面的。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里和苏联其他各共和国一样，“树欲静而风不止”。多年前，这里曾发生过大规模骚乱，抗议苏共中央解除哈族人库纳耶夫职务，任命俄罗斯人科尔宾为共和国第一书记。如今，时过境迁，哈萨克人独立建国，库纳耶夫回忆录《我的时代》开始热销。此人对苏联危机深重痛楚万分，对各族人民的友好关系遭到破坏愤懑不已。他呼吁人们研究中国的改革经验。

在阿拉木图，绝大部分哈萨克人赞成国家独立，但对苏联解散评价不一。不过，他们都认为这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并不稳定。当时，农业劳动者为抗议工业品价格上涨、政府长期拖欠工资、农民负担过重而举行的罢工，使政府一筹莫展。捷列先科总理同罢工委员会进行的对话极其困难。在当时民族关系普遍复杂和紧张的背景下，有些俄族人成立了俄罗斯公社，说是要捍卫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及其文化。某些哈族活动家，则积极倡导“大哈萨克斯坦”运动，号召世界各地的哈萨克人“回归祖国”。

当时，原哈萨克共产党改组而成的社会党还比较活跃。我到阿拉木图后，该党正好发表一份声明，声明指出：“今天的社会实质上处于爆炸的边缘”，政府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对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明确立场。声明呼吁最高苏维埃最坚决地争取建立独联体的具体的跨国机制，在原苏联各共和国签署邦联协定。阿拉木图州重建哈共组委会也很活跃，该委员会发表告全体共产党员书，谴责党的原领导人和党的机关出卖了党员，认为哈共产党改称社会党是非法的，也是违反党章的。它号召所有“正直的党员”重新登记，重建党的基层组织。后来我了解到，他们的呼吁没有引起预期反响，他们到司法部为哈萨克斯坦共产党重新注册，也未能成功。

由于哈萨克朋友为我设计的中亚之旅变数太多，我有些忐忑不安。再加上有一个旅伴已在齐姆肯特中止旅行，余下旅程只有一人与我同行，而我的旅费也不多了，我决定取消到东哈继续旅行的计划，独自一人，乘火车经伏尔加格勒返回罗斯托夫。

大使离任时与出席离任招待会的乌兹别克斯坦艺术工作者合影留念

几年后，当我因工作访问再到阿拉木图时，这里的一切都已深刻变革，并且基本实现了稳定与安宁。昔日的勃列日涅夫广场，早已更名为共和国广场。广场上的哈共中央大楼，成了总统府；象征工农政权的镰刀锤子五星旗，已经不见踪影。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声望如日中天，首都也迁到了以“垦荒者之都”而著称的北方小城阿克莫拉，并且正式定名为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失去了首都地位，但依然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重镇。

退休后以学者身份从事国际交往，2013在北京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

时代在变革，生活在继续。苏联解体后，如我所见，各共和国在联盟瓦解的废墟上艰难求索，陆续完成了混乱而动荡的历史性过渡，走上了独立兴邦、自主建国的浴火重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