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风雅·风骨·风趣：中国古代文学名家名篇》

作者：葛晓音

导读：

文人墨客之间的友谊通常是通过诗歌来表达的。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杜甫与李白之间的交流，基本上是你出一首诗，我回一首诗。但在安史之乱之后，这两位诗人忽然间没有了任何交集，仿佛李白突然看不上了杜甫，或者压根把这个朋友给忘掉了。很多人愤愤不平，认为李白对不住杜甫对他的友情。那么，安史之乱为何成了李白与杜甫友谊的分界线呢？其中的时代背景与人物处境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近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在国家图书馆举办讲座，讲述李杜交谊以及安史之乱对其人生经历、诗风变化的影响。本文根据该讲座内容整理。

我们知道，李白和杜甫都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也是唐代诗坛上最耀眼的两颗巨星，他们不但都生活在盛唐，都经历过安史之乱的巨变，而且曾经相遇相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佳话。闻一多先生曾经说，对于李白和杜甫的相遇，是“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唐诗杂论·杜甫》）的一件大事。今天的讲座，我就想以这两位大诗人在安史之乱当中的遭遇为主，来谈谈他们的友情和相关的诗篇。**

普安郡诏和李白“从璘”事件

下面开始正式进入“安史之乱”，李白当时是在梁宋和齐鲁这一带，即河南山东这一带，徘徊了十年，写了很多抨击朝廷政治腐败的优秀篇章，可以说这十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到天宝十三载（754），他决定南下，到江南这一带去周游。不久之后，“安史之乱”爆发，他就跑去庐山隐居，这是李白大致的经历。

李白

而杜甫跟李白分手以后，还曾满怀希望进入长安，但是他在这个十年里却是连续地遭遇挫折。比较大的两次挫折，一次是在天宝六载，当时皇帝下诏让天下的贤才都来考试，杜甫也去考了，同时还有几个很有名的诗人比如元结也去考了。但是考完以后，当时的宰相李林甫一个都不取，还给皇帝上书，恭喜皇帝说现在“野无遗贤”，天下人才都被皇上您搜罗干净了，草野之间已经没有什么人才了。

第二次受挫折是天宝十载，皇帝要举行祭祀天地、祖宗和老子的三大祭礼，杜甫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就很用心地写了三篇赋——《三大礼赋》，还想办法求人去投递，好不容易送到了宫里，皇帝还真看上了，觉得他的赋写得不错，就把他招进宫，让宰相当场试他的文章，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才。据杜甫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回忆，他说当时很多官员都围在旁边，当场看他落笔写文章，这是杜甫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但是之后却因为宰相的阻挠，他还是没有得到仕进的机会。过了一段时间，朝廷授予他河西尉这个小官，但是唐人特别是盛唐文人，是最不喜欢当县尉这种官的，因为县尉管刑法、军事，是要打人抓人的，所以杜甫就坚决不干。后来又给他换了一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职务，就是一个给兵器库看大门的很小的官职。不久之后，杜甫就遭遇了“安史之乱”。

这场大乱使得李白和杜甫两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重大变化的起因跟“普安郡诏”有关，因为这份诏书关系到当时唐明皇和他的儿子即后来的唐肃宗父子两代之间的矛盾。这里先讲一讲这个事情的背景。天宝十五载（756）安禄山攻破潼关，唐明皇仓皇出逃，在西逃的过程中，发生了著名的“马嵬事变”，护驾的军队在马嵬哗变，杀死了杨国忠，逼迫唐明皇处死了杨贵妃，军队才答应继续保护他往西走。等走到甘肃地界的时候，唐明皇的儿子——当时的太子李亨就留下来，不愿意再继续走了，他说要留在这儿组织军队来抵抗叛军，唐明皇当时不得已就同意了，于是李亨就留在甘肃灵武这个地方，即现在的甘肃灵武市，而唐明皇自己继续往西南走，一直逃到了成都。

这年八月份，唐明皇经过剑州普安郡（治所在现在的四川省剑阁县普安镇）的时候，李亨已经在灵武即位，成为新的皇帝了，唐明皇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派了两个宰相到灵武去传国宝和玉册，承认这个新皇帝，这两个宰相当中有一个就是房琯。房琯跟杜甫关系很好，两个人是布衣之交，他在普安郡的时候向唐明皇建议“制置天下之诏”，就是下一份诏书，诏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让唐明皇的几个皇子分别去担任各地的节度使。房琯到了灵武以后，先去传国宝玉册，因为房琯这个人名气很大，刚开始的时候唐肃宗对他还比较礼遇，后来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向唐肃宗进谗言，他说房琯曾为唐明皇制定普安郡诏，目的是让各个皇子来掌握各地的大权，分守重镇，反而让您这个太子待在这么边远偏僻的地方，可见他对上皇很忠心，对陛下您并不忠心，这样一来就等于直接挑明了唐明皇父子之间的矛盾，于是唐肃宗从此就很厌恶房琯。这件事情就好像是“安史之乱”中埋下的一个政治地雷，使得唐朝的大臣分成了两派，一派是随着唐明皇到成都去的旧臣，另一派是随着唐肃宗在灵武登基的新贵，而李白和杜甫的命运转折都和这件事情有关。

接下来说李白的“从璘”事件。在普安郡诏书中，皇子都分兵镇守各地，当时有一个皇子永王李璘被任命为四道节度使（山南、江西、岭南、黔中），皇帝让他带兵顺着长江东下。又因为李白当时名气很大，李璘听说李白在庐山，就给李白下了征辟的书信，而且三次发信邀请他出山。李白当时正密切地关注着动乱的形势，也正为自己报国无门而焦急，所以他收到李璘的聘书以后，出于挽救天下危亡的一片热情，参加了永王的军队。

永王当时驻镇江陵，手里的兵权很大，而且江淮地区的租税、赋税也全都堆积在江陵。李璘的儿子一看这种情况，再加上李璘周围也有一帮人劝说——现在天下大乱，但主要乱在中原、关中一带，南方很平安，又有这么多的财税——他们就建议李璘去占据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等像东晋那样把江南占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这明显就是和唐肃宗分庭抗礼，唐肃宗听到这个消息，就下令让李璘回成都，李璘抗命。当时的江陵长史李岘很聪明，他一看情况不好，就借口生病辞了官，自己跑到灵武去见唐肃宗，唐肃宗就去招高适来商量。为什么要招高适呢？这里要对他的情况做一点补充说明。

高适和李白、杜甫原来在梁宋之游中是好朋友，和李白、杜甫分手以后，他就一直在梁宋一带，本来也非常落魄，后来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封丘县尉的官，但是他说“鞭挞黎庶令人悲”，整天就是打老百姓，他不愿意做这个官，就辞官了。到了天宝后期，他也一直这么落魄，跟杜甫依然有点来往。高适这个人比较正直，他有政治头脑，也有军事才能，安史之乱之前，他去投奔哥舒翰，做了幕府书记，哥舒翰守潼关的时候他也在，哥舒翰打了败仗，安禄山的叛军冲进了潼关，潼关失守以后，高适就只好往西逃，在路上遇到了也在往西边逃跑的唐明皇的仪仗，他就跟着唐明皇到了成都，被任命为侍御史、谏议大夫，但是在制定普安郡诏的时候，高适坚决反对房琯让各个皇子分别镇守各地的主张。所以当唐肃宗听到永王叛变时，他知道高适是反对普安郡诏的，就把他招来议事。

高适分析了江南的重要性，并断定李璘肯定会失败。唐肃宗就派高适担任淮南节度使，统领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等十二个郡，和另外两个节度使一起去讨伐李璘。很快李璘就失败了，这个时候李白逃到江西的彭泽县，被关在浔阳的监狱里。当时有两位官员——崔涣和宋若思，他们觉得李白很可惜，就想为他洗刷罪名。宋若思当时的官职是御史中丞，他在带兵去河南的路上经过浔阳，就把李白放了，还请李白给他参谋军事，同时他还向皇帝上书说李白是一个可用之材，但是朝廷根本就不回答。到第二年李白还是因为胁从永王璘的罪名，被长久地流放到夜郎了，幸好在流放夜郎的半路就遇到了大赦，回到了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和岳阳。后来他又去了金陵、宣城还有溧阳，在现在的安徽和县这一带来往，最后他病死在安徽当涂他的族叔李阳冰家，去世时六十二岁。

李白从璘这件事可以说是他一生中非常大的事情了，以前的诗论家、历史学家都对这件事情有所评论，也多有争议。宋代的人就批评李白说：“诗人没头脑至于如此。”（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说他怎么这么没脑子，居然会跟永王璘造反。而更多的人还是为李白辩护，说他是被永王胁迫的，李白也在一些回忆这件事的诗篇里说自己是“迫胁上楼船”。当然我们说这只是他失败以后的自我辩解。我觉得从李白当时写的诗篇来看，他更多的是在理直气壮地申诉自己从璘的理由，他说当时就是因为天下大乱，他希望能够施展才能，廓清中原，所以才跟随永王璘。这些诗都很长，我只截取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能说明他当时精神状态的句子。比如他在《南奔书怀》里说：

秦、赵兴天兵，茫茫九州乱。感遇明主恩，颇高祖逖言。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

这里他用了“祖逖”的典故，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故事。在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的时候，祖逖率领他的亲人朋友到江淮一带去避乱，他当时被朝廷授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后来他在公元317年率部下北伐，渡江时中流击楫，就是拍击船桨，说：“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就是立志收复中原的意思。所以他的北伐得到了各地人民的响应，几年以后就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领土，使得石勒再也不敢南侵了。另外李白这里说“感遇明主恩”，就是感遇君王的圣恩，他也希望像祖逖一样“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李白才追随了永王璘的军队。

另外还有一首，就是他流放到夜郎途中写的《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他回忆自己被流放的这件事情，解释当初为什么要跟从永王璘：

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函关壮帝居，国命悬哥舒。长戟三十万，开门纳凶渠。公卿如犬羊，忠谠醢与葅。二圣出游豫，两京遂丘墟。……人心失去就，贼势腾风雨。……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

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时叛军攻入中原以后，老百姓的尸骨都堆成了山，整个国家的命运就悬在哥舒翰一个人身上，但是潼关又失守了，虽然哥舒翰带了几十万的军队，却等于是打开了关门，放入了这帮叛逆。这些叛逆攻破两京以后，把朝廷大臣都当奴婢、犬羊一样地使唤，而那些忠心耿耿的人都被他们杀了，剁成了肉酱。这时两个皇帝都出游了，两京也变成了废墟，天下的人心都不知道归到哪里，而贼势又像狂风暴雨一样席卷过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在庐山这个地方发现半夜突然有水军过来，就是永王璘的水军，而浔阳插满了唐朝军队的旗子。因为“我”有点虚名，所以被虚名耽误，人家就胁迫“我”上了永王的楼船。永王还赐给“我”五百金，可“我”根本就不要，“我”“辞官不受赏”，结果反而还把“我”贬谪到夜郎去了，他是觉得很冤屈的。他的意思就是，他参加永王的军队，既不是为了财富，也不是为了官职，就是因为在当时人心没有归宿的情况下，只有永王远道前来，自己就只好到永王的军队当中去寻求报国的机会了。

但实际上联系李白在跟从永王时期写的那些诗歌来看，可以看出，李白并不是被胁迫的。他写过一组《永王东巡歌十一首》，这十一首七绝写得非常好，诗中李白以唐太宗建立功业的精神去鼓励永王，他说：“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就把永王水军的楼船沿江东巡比作是唐太宗当初去打高丽。李白还说：“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这就更明显了，说永王您先在江陵这个地方去开王子的府邸，下一步就可以去占领金陵了，这在唐肃宗看来不就是一个叛逆的计划么？但是这些诗李白都写得非常意气风发，一点都不勉强，这就说明李白当时对永王实际上是暗含着挽回国运、成就大事的希望的。从唐代历史来看，唐太宗、唐明皇原来都不是法定的太子，都是在平定叛乱当中成为皇帝的，所以李白就算有这种想法，就算是希望永王成就大事，在今天来看也不算是什么叛逆。只不过李白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和永王这个人，永王并不是他所期望的中兴之主，只是一个平庸无能的野心家，成则王侯败则贼，李白的悲剧就这样产生了。

李白的失败可以说再次证明了他在政治上太过天真的弱点，也正因为这样，他对于自己“从璘”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也一直估计不足。他刚刚被宋若思释放，就要求宋若思为他向朝廷上书，在他自己写的《为宋中丞自荐表》里就说，希望朝廷“收其希世之英，以为清朝之宝”。李白是这么天真，他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始终满怀着救国救民的热情，甚至他后来被关在监狱里了，也并不计较个人的恩怨。这里我想举一首诗，我觉得这首诗非常感人，就是李白的《送张秀才谒高中丞》，当时他听说有一个张秀才，要献给高适一个灭胡的计策，李白觉得自己认识高适，所以就给他写推荐信，诗中有这样一段话：

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采尔幕中画，戡难光殊勋。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

高适当时跟李白是什么关系？高适是带着兵来剿灭永王的人，是抓李白的人，已经不再是当初的朋友了，但是李白毫不在意，他说只要高适能够用“你”的计策去消灭胡寇的话，哪怕“我”这次玉石俱焚，“我”也不会感到冤屈。“我无燕霜感”用的是《淮南子》中的一个典故，就是很有名的邹衍，本来对燕惠王很忠心，但是燕惠王左右的人说邹衍的坏话，燕惠王就把邹衍关起来了，邹衍因为很冤屈就“仰天而哭”，当时五月的夏天还为此降下霜来，李白这里用这个典故来说明自己也很冤屈，但是只要高适采用了张秀才的计策的话，“我”就不会再感到冤屈了。后来李白出来以后，还曾经给当时的布衣丞相张镐写了一首诗，《赠张丞相镐二首》其二，向他表示自己希望能够去从军杀敌的志愿，他说：

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

自己天天夜里都抚着宝剑吟诗，希望能够参加平定叛贼、澄清洛阳的大业。一直到临死的前一年，这时候李白年纪已经很大了，但还想参加李光弼的军队去平定史思明之乱。李白这种为国献身的赤诚愿望、不计个人恩怨的高尚品格和百折不挠的进取之心，是李白最伟大的精神。**

房琯罢相和杜甫被贬

说完了李白受普安郡之诏的影响，我们再看杜甫，也同样受到了这次普安郡诏的影响。普安郡诏，房琯是主要的建议者，而杜甫又跟房琯关系很好，后面就发生了房琯罢相、杜甫被贬等一连串的事情。

杜甫

在潼关还未陷落的时候，杜甫本来已经回到了老家奉先，带着家人准备要逃难了，他先是到白水县投奔他的舅舅，这个舅舅当时在白水当县尉。到至德元年（756），潼关陷落以后，关中大乱，杜甫就带着他的家眷离开了白水，经过彭衙、华原、三川，把家安在了鄜州，即现在陕西的富县，杜甫自己则打算到灵武去投奔唐肃宗。杜甫一直往北走，打算从延安到灵武去，半路上遇到了安禄山贼军，就被裹挟到长安。不过当时他的地位比较低，也没有太大名气，不太受重视，所以他到了长安以后虽然行动不太自由，但也没有像其他被俘虏的官员一样被关押起来，甚至被逼迫接受安禄山的伪职。杜甫当时还是可以在长安城里来往的。这段时间是杜甫诗歌的一个高峰期，他亲眼见证了长安沦陷之后的惨状和当时叛军的嚣张气焰，写下了大量反映叛乱现实的优秀诗篇。

到第二年的四月，杜甫逃出长安，历经千辛万苦，走小道到了唐肃宗的行在——当时他的行在已经从灵武搬到凤翔县了——于是就被任命为左拾遗，但是两《唐书》记载说是“右拾遗”，学界已经考证过，两《唐书》的记载是不对的。杜甫和房琯在布衣的时候就有交情了，而这时房琯在朝任丞相。房琯在至德元年十月的时候，曾经带兵在陈涛斜这个地方和安禄山的叛军打过一仗，输得非常之惨。房琯是个书呆子，他任用的也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刘秩，叛军是骑兵，他居然用战国时候的战车去对付骑兵，唐军当然就惨败了，四万人阵亡。杜甫有一首很著名的新题乐府《悲陈陶》，就是写这件事情的，诗中说“四万义军同日死”，是非常沉痛的，这么大的数字，这么多的士兵，一天之内就全部死光了。杜甫虽然跟房琯的交情很好，但是对他的这次惨败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评。这么大的一场败仗，唐肃宗本来是可以借此罢免房琯的，但当时李泌出面营救，李泌曾待诏翰林，供奉东宫，和唐肃宗关系很好，又在平定安史之乱当中立过大功，所以唐肃宗就原谅了房琯。

同年五月，房琯的门客董庭兰被御史奏本贪赃枉法，牵连到了房琯，房琯就被罢免相位，改任太子少师。因为杜甫是谏官，职责就是向皇帝提意见，所以他就去向皇帝上书，说“罪细不宜免大臣”，认为这点小罪又不是房琯本人的，只不过是他门客所犯，不应当因为这样的事情来罢免大臣。不料肃宗特别生气，就下诏让他到三司去推问。“三司”是当时的刑部、御史台、大理寺，都是可以起大狱的机构。万幸宰相张镐相救，说假如陛下您现在治杜甫的罪，那就断绝了言路，大家都不敢说话了，这样皇帝才免予治罪，而杜甫还是当他的左拾遗。不过皇帝很不高兴，说杜甫你就回家探亲去吧，这就是杜甫后来著名长诗《北征》的起因了。

房琯罢相这件事情，我们要分析一下它的背景。至德二载时房琯罢相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主要还是跟至德元载十二月永王李璘起兵有关，正是因为这一年十二月永王璘起兵、第二年兵败，才引起了唐肃宗一连串罢免唐玄宗旧臣的行动。唐肃宗罢免的人全都是唐玄宗的老臣：他三月里先罢免了韦见素，这是跟着唐玄宗入蜀的一个朝臣；还有裴冕，是普安郡诏上第一名的宰相；另外还有崔涣，是唐玄宗派给唐肃宗的一个宰相。等这些唐玄宗的老臣都被罢免以后，唐肃宗首先起用了苗晋卿，此人原来得罪过玄宗，是玄宗很讨厌的人；肃宗还提拔了李岘，也就是辞官来奔的原江陵长史。到五月份，房琯被罢，八月份，另外一个宰相崔涣也被罢，玄宗派来的大臣中就没有一个当宰相的了。可以看出，肃宗拿玄宗的这些旧臣开刀，实际上就是向他父亲做出一种姿态，玄宗派李璘出兵才导致了李璘叛变，唐肃宗现在这么做，就是要否定普安郡诏，要发泄他对玄宗的愤怒。但是杜甫上书的时候却搞不清背后的这些问题，他说“罪细不宜免大臣”，反而一下子触到了唐肃宗的痛处，所以唐肃宗恼羞成怒，以至于房琯被罢宰相好歹还是个太子少师，而救房琯的杜甫反而差点被送去受刑。

这是房琯的第一次被贬，再看他的第二次被贬。至德二载十月，此时洛阳、长安都收复了，朝廷搬回长安，杜甫也跟着朝廷把家眷都搬到了长安。十二月，玄宗也回来了，成为了太上皇。次年就改元乾元（758年）。六月，唐肃宗又开始第二次罢免房琯和他周围的一批人。首先的理由是房琯经常称病不上朝，其次说房琯和刘秩、严武这些人交结朋党——严武也是杜甫的好朋友，后来杜甫到草堂后，主要就靠严武照顾——于是肃宗就把房琯贬为邠州刺史，把刘秩贬为阆州刺史，严武贬为巴州刺史，杜甫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房琯前一年已经被贬过一次了，一年以后又被贬，有没有他自己的原因呢？有。他是个文官，名声很大，又喜欢招引宾客，他又看不起一般的庸俗的人，本来就招人忌恨，况且又不懂用兵，还非常自信，重用了刘秩这样的书生，导致了陈涛斜的惨败，战败以后他还经常称病不上朝，每天就和宾客们谈论老庄、佛教，或者听他的门客董庭兰弹琴，甚至被贬了以后还照常不改，这些问题是早就存在的。但是为什么房琯打败仗的时候唐肃宗不贬他，七个月以后才处置他，等回到长安以后又把他贬到外州去呢？至德二年的五六月份唐肃宗回到长安以后两次大规模地罢免跟随玄宗的旧臣，除了刚才讲的房琯、刘秩、严武之外，还有一批人，比如贾至、宰相张镐、李麟、崔圆等，这些全都是玄宗的人，统统被罢免了。

除了因为他们和肃宗手下的新贵李辅国等人之间的矛盾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因为玄宗回到长安以后，在不同的政治集团当中引起了不同的心理反应。肃宗非常清楚，房琯的情绪代表着朝野心向玄宗的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玄宗虽然当时已经退居为太上皇了，但毕竟曾是五十年的太平天子，在朝野的影响不可低估，而且他手下的那些旧臣也都不满足赏赐的空名了，他们也要和那些新贵争实权。房琯家里天天宾客盈门，他的党徒又在到处宣扬说房琯应该有大用。同时玄宗自己也不太甘于寂寞，有些政治上的事还要过问，唐肃宗毕竟是儿子，又不能不做些让步。唐肃宗心里就非常不满意，也很清楚这样下去对自己的统治有潜在威胁，所以就有了六月份开始大规模排斥玄宗旧臣的行动。后来肃宗手下的一个太监李辅国，也是当时的一个权臣，还制造了一起事件，他说太上皇和外面的人擅自往来，而太上皇手下的高力士和陈玄礼（即发动马嵬驿事变的将军）都图谋不轨，想要不利于现在的皇上，结果就用武力把太上皇搬到了西内这个冷僻的宫殿里。李辅国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他猜透了肃宗的心事。

杜甫在普安郡诏引起的风波中两次受到牵连，甚至差点被发落到三司去推问，后来就被贬到华州去当司功参军，实际上成为了最高统治者之间钩心斗角的牺牲品。所以他在被贬华州的时候，就不能不思考背后的真相。他曾写过一首七律《望岳》，表面上是写华山的险要，实际上寄托了他的不平和愤慨：

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孙。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稍待秋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

诗中首联说，华山号称“西岳”，地势非常险要，地位也很尊贵，周围山峰罗立，就好像它的儿孙一样。古代传说华山上有明星玉女，要是能够喝到她手里捧的玉浆，就能够成仙，而在她的祠堂前头，有五个石臼，号称“玉女洗头盆”。颔联的意思就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拿到仙人的拐杖，借此一直登到山顶去找仙女呢？颈联的“车箱谷”是华山的一条深谷，“箭栝岭”是岐山山岭的名字，这里主要是借用岐山的箭栝岭来形容华山的险峻。

后半首字面上的意思是说，华山的路非常深远、险峻，进去以后就没有归路，通天也只有一门，所以要等秋风起来，天气稍微凉一点以后，再去寻找白帝寻访道源。白帝是管西方的，华山又称西岳，所以要去找管西岳的白帝问一问真正的根源。但是我们看，这首诗里把西岳和各个山峰的关系比作是至尊和儿孙的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朝廷的君臣关系，而车箱谷和箭栝岭的深和险，实际上也暗中寄寓了杜甫一去华州就再也没有可能重新回到朝廷的意思。古人拉弓时箭要搭在弓上，扣弦的地方叫“栝”，杜甫就借用“箭栝岭”这个名字来形容这一路非常险恶，“我”想要通天，虽然通天还有一个门，但是一路上箭栝森列，没办法攀登。而这首诗结尾的意思我们就更不难理解为，等目前的政治迫害稍为冷却一点以后，“我”一定要寻找时机去向皇帝问清楚，这次被贬的真正根源是什么。实际上这首《望岳》就暗寓了这样一层意思，而且杜甫的很多诗也是面上一层意思，背后一层意思，往往有双关的含义，《望岳》这首诗我认为也是如此。

由此可见，当时杜甫内心非常不服，这次被贬对于杜甫是一次极大的冲击，促使他的君臣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们知道，宋人很喜欢讲杜甫的忠君观念，而在杜甫早年的诗中，他对君王确实是抱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的想法的，“我”忠于朝廷的心就好像葵和藿（即始终朝着太阳转的胡葵叶子和豆叶），“我”的天性也和葵藿一样，始终是忠于君王、忠于朝廷的，而且他始终希望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希望自己能够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明君，让天下的风俗变得淳朴，这是他的政治理想，也是一种儒家的社会理想。但是到了后期，杜甫的诗歌越来越多地批评皇帝的昏庸无能，这是因为唐肃宗当年拨乱反正，本来还是个中兴之主，但是残酷的政治斗争在杜甫的心中已经彻底抹掉了唐肃宗这位中兴之主头上的光环。这件事情对杜甫一生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到了晚年漂泊西南的时期，他写了很多的诗，不断回忆他这一次政治经历，他还写过一些诗寄给房琯、贾至等当时被贬的一些人，也是反复提到这次被贬的经历，可见这次事件对他一生的影响和对他思想的震荡是非常之大的。

杜甫被贬到华州以后，他的心情非常压抑愤慨。这一年杜甫来往于华州和洛阳之间，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本来官军已经差点要收复河北了，然而出了一些差错，官军在河南相州大败，九节度使的联合军队全都被打败。于是军队四散，官军只好沿路又抓壮丁，杜甫亲眼看到了这样的现实，就写下了他最有名的“三吏三别”这组感人的名作。经过痛苦的反思，杜甫最后终于在乾元二年弃官而去，连华州司功参军也不做了，从此就走上了漂泊西南的人生道路。